理论研究
发表日期:2012-03-05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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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的《读书》杂志发表了丁耘的文章《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以李泽厚为中心》,其中有五个字,我特别欣赏,那是“必要的余事”。他说我提出了一种哲学,但既没有做现象学的大量描述,也没有做仔细的分析工作,他说中了要害。在哲学上的确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没有做。他非常好意地说:“对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开端来说,接下来的工作,也许只是必要的余事而已。”虽“必要”,毕竟是“余事”。但使我感到非常惭愧,我很看重这个“必要”,但已没精力做了。
刘:你一说这段我记起来了,是谈“情本体”的时候说的。当初读文章时我也曾对这种理解的宽容会心一笑。李先生你是把这些“余事”推给后人去做了。但你现在思维活跃,精力充沛,还是希望你将“情本体”哲学进一步深化,具体化。说心里话,我真的不满足于它只是一个大略的提纲。
李:很抱歉,不会再做,也做不动了。请原谅一个老人,我觉得已经尽力而为了。
(本文将收入《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李泽厚、刘绪源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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