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没有建立起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农民长期被看成是落后的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斯大林强制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因为农民没有表达意见的正常渠道,也没有代表他们的政治组织,农民只得用武力反抗,农民反抗全盘集体化的斗争又被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的力量过于强大,他们的武力反抗注定要失败。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破坏劳动纪律,不出工或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很普遍,尽管土地肥沃,但他们并不珍惜,不可能生产出国家需要的东西,结果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落到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地步。知识分子长期被置于工人和农民之后,在现实生活中,“司机、清洁工比记者入党更快,因为他们被列入工人之列”。苏共对知识产品严格监督,与知识分子的要求产生了严重矛盾。知识分子收入不高,又没有像在实际物质利益部门的工人那样有实惠,造成社会最具创造性的这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疏远。
社会主义本是人民大众生机勃勃的事业,是为民众谋福利的事业,但由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没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久而久之,人民就对自身判断力丧失了信心,也就再懒得思考、不会思考了。苏共变成了向民众发号施令的机关,追求自身利益的代表。作为议行合一机关的苏共,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只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侵犯和违背民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如果苏共能够指导人民运用民主权利,在做决策、办事情时,能听取和尊重民众的利益诉求,苏联就不会长期固守没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制度,不会把钱财毫无节制地浪费在发展军备和支持世界革命上。集权僵硬的政治体制使民众丧失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经济危机,到1990年落到了满世界乞讨购粮款的地步,苏联自然难以为继了。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之时,没有民众起来抗争,这一教训足够深刻。邓小平在评价苏联时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333页)这一评价切中苏联问题的要害,值得后人认真思考。“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社会主义者更应该研究苏共的前车之鉴,防止重蹈覆辙。
(学习时报 作者:□左凤荣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48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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