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的根源(4) -pg电子游戏网站

    国家仍是镇压人民的工具，苏联的法律都是治民不治官，民众不能有私有财产，不能有思想自由，不能自由发表意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有人提出应该建立农民协会，被否决。斯大林为了实现“大转变”，改变了行之有效的新经济政策，重新剥夺农民，搞全盘农业集体化，遭到了农民的抵制。斯大林则用残酷的办法推行这一政策，出动正规军无情镇压农民的反抗，把新经济政策下富裕起来的农民迁到偏远地区。苏联农民重新回到过去，国家不发给他们身份证，他们无法自由离开村庄。斯大林破坏生产力、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和质疑，他便用“大清洗”来巩固自己的成果，搞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暴行。至今学者们都无法研究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大清洗”中丧生。在1930年代有大项目的地方都建立了多个劳改营。修建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伏尔加河—莫斯科河运河、莫斯科地铁，在北方伐木，在科米共和国采煤和开采石油等，都大量使用犯人的无偿劳动。由于饥饿、劳动强度过大、遭受非人待遇等，1930—1940年古拉格有50多万人死亡。修建227公里长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有2.5万人死亡，为了修建伏尔加河—莫斯科河运河，1934年关押了20万人，为了修建贝阿大铁路关押了18万人，死了许多人。在五年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增长最快的是被关押的人数。从1929年至1939年监狱和劳改营里的人数增加了11倍，达到200万人。这成为苏联肌体上难以痊愈的伤口，在苏联解体中起了重要作用。

    列宁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让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列宁全集》中文第 2版，第33卷，第16页）但是，苏联人民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苏联人民，总体上并没有掌握苏联体制。权力滞留于党―国制度的最高层。从拟订经济计划，直到做个人生意，工人们都无权制定涉及该制度应如何运行的经济决策。正因为没有主人意识，在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破坏国家、国家分崩离析之时，没有人站出来维护它。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为自己争得了许多权利：普选权、建立自己政党的权利、集会游行向资本家抗争的权利、出版刊物宣传和阐述自己主张的权利，等等。在俄国这个落后的国家，民众享受不到这些权利，争取自己的权益也是布尔什维克和民众奋斗的目标。列宁说：“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同上，第 305、306页。）但是，列宁的理论没有变成现实，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政党逐渐被取缔。苏维埃政权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形式，如三权分立、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等，虽然苏联自己宣称，“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页），但是，苏联的民主没有被民众认可，长期存在着实际上的总书记个人集权。苏联的实践表明，没有这种外壳的民主是不能实现民主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