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作品《难忘那双手》 -pg电子游戏网站

难忘那双手

作者：穆青

　　去年10月我到河南辉县访问时，正逢太行的秋天。温煦的阳光抚慰着峻峭的崖壁，山谷间云蒸雾涌，翻滚着金色的光柱，一树树灿黄的柿子，深红的山楂，衬着青蓝色的群峦叠嶂，就像一幅精心写就又漫不经心地留在这儿的油画。这是一块让我梦牵魂系的土地。早在十多年前，我曾几度报道过这儿的人民治山治水的情景，许多激动人心的人和事至今还深刻在记忆里，有时清夜梦回、凭窗远眺，我都会猛然想起这些，虽岁月流逝亦难以忘怀。

　　抵达辉县的当天下午，我们就奔向县城东北方向的拍石头乡。这个乡当年是全县最穷困的山区，大部分处在一条干旱的郊东沟里，1969年8月才单独划出来，成为拍石头公社。一个在战争年代打过游击的老共产党员孙钊，带领十七八个干部来到这里开展工作。当时的拍石头，全境没有一块平川，也没有活水源，25道荒山野岭全是光秃秃的，13条大河沟乱石滚滚，土地是“瓢一块碗一块”地“挂”在山腰上。解放后20年间，这里年年吃返销粮，甚至连群众的吃水和烧柴问题都没有解决。

　　汽车沿着柏油公路飞驰，窗外掠过的已不是当年的荒凉景象，而是一片片绿林，一条条整齐的梯田。在连绵不断的梯田中段，有一处断裂带，几百米长的河滩原封未动地摆在那里。这是当年在这儿为子孙造福的人们，特意给后人留下的一块荒滩，它告诉人们什么叫当年的乱石滚滚。荒滩上竖了块醒目的牌子，上写“教育滩”三个大字。这鲜明的今昔对比不仅述说着郊东沟的变迁，更昭示人们不能忘记苦难的过去。看到这些，我不禁想起十多年前我两次到此采访的情景。那时千军万马筑堰造田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我永远忘不了，就是在改造这条郊东沟的工地上，我第一次看到那个一身补丁、两鬓斑白的公社书记孙钊同志。以后，他不幸去世，我也是在这条沟里，沿着梯田，踏着青石，到处追寻着他的足迹。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往事依稀，更觉得这梯田仿佛就是他理想和生命的再现，老孙钊也许又会从这梯田里匆匆向我走来。

　　汽车把我们送到乡政府依山建成的院落。门口是一排两层楼的楼房，远比当年拍石头公社气派多了。但我没有走进这个院落，只急切地想寻找那个我采访过的公社旧址。我记得，那是一座用石块垒起围墙的破旧的小院，只有十来间矮墙小窗的旧式民房，其中五间原是供销社的旧仓库。后来成了拍石头公社干部们的宿舍兼招待所，地上用麦秸铺成大通铺，十几个人就这么挤着一起睡。那小小的办公室里，公社书记孙钊和党委委员们合用一张办公桌，每人一个抽屉放文件，屋里最齐整最显眼的东西是每人一个盛衣物的旧炸药箱。那些小屋冬天透风、夏天漏雨，要不断修补才能住人。县里几次拨款给他们盖新房，可他们都把钱用在造田修路上了。记得我第一次采访时，小院的大门上还贴着两条毛主席语录：“既当‘官’又当老百姓”，“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那是孙钊到任后不几天让人写的。

　　两位乡干部把我们带进那个小院。西斜的阳光洒了一地，带着谷香的秋风轻轻地摇着树枝，摇着窗扉。院里静悄悄的，所有的门都锁着，一如当年大战郊东沟时那样。我借着阳光，从门缝向里张望，又把同行的年轻记者叫过来，让他看看当年拍石头的干部们在那场改变大自然的战斗中，是如何生活过来的。

　　现任乡党委书记霍永，今年39岁，当年是孙钊领导下的治山治水专业队队长。另一个乡党委委员路军昌，那时候还是个跟随孙钊的小通讯员。他们和孙钊刚来的时候，这里山穷水穷人更穷，老百姓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没烧的。孙钊到任的第一个冬天，县委书记郑永和为支持这个新建公社的工作，曾带领县委的干部们拉着架子车把煤从县城运到公社。然后再由公社的干部组成扁担队，挑进深山。从公社所在地到张泗沟一带，40里高山陡坡羊肠路，空身走都很艰难。5l岁的孙钊每次都担上100多斤煤领头爬这条险路。那时候正逢下雪天，寒风中，人们外衣结成冰甲，内衣却被汗水浸透。他们上午翻过海拔1000米的宿羊台、阎王鼻等悬崖陡坡，下午又担上公粮踏碎河滩上的冰凌赶回公社。每天往返80里，整整担了一个星期。

　　这是一次真正的雪中送炭，他们不仅为群众送去了温暖，更送去了共产党员一颗颗赤热的心。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这无声的感情更能取得人们的信任呢?就这样，在第二年的冬天，拍石头的人民在孙钊的发动下开始了改造山河的战斗。经过两个冬春的苦干，他们在高山顽石上硬“抠”出了通往后山的公路，在前山建起一条石砌的盘山水渠。从第五个冬天开始，孙钊带领全公社15个大队的干部、群众大战郊东沟，把乱石河滩改造成良田。整整两年问，他们在郊东沟里打起了100多条水泥浆砌的石堰，把乱石压平，然后从两旁山上取下大量黄土，平铺一米多厚，使40里长的千古乱石河滩变成了层层梯田。

　　孙钊在拍石头的6个冬天，一直住在工地上，其余时间就在各队蹲点。后山有个黑沟水，前山有个张飞城，是他抓的两个点。他就像老百姓的家里人，经常给五保户挑水，或拉车送病人去医院。在张飞城他住的小屋，低矮昏暗，烟熏火燎，而他却认为，老百姓的麦秸草铺睡着最安稳，最解乏。他吃饭不让专门派，收工后，看到谁家饭粗就到谁家去，揭开锅自己舀。

　　一年四季，他身穿补丁衣，脚穿打掌鞋，跟社员一样晒太阳，一样受风霜。夏日的骄阳把他黑色的衣服晒褪了色，蓝色的衣服晒得发白。他站在社员群众中，外人根本分不清谁是书记，谁是社员。无论到哪里，他总是一个布背包，一辆自行车，一副劳动工具。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办公室，哪里就是宿舍。他在郑州的姐姐来看他，不忍地问他：“你从小就受苦，这50开外的人了，还要这么苦下去吗？”他老伴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一个人拉扯着五个孩子，有一次跑到拍石头来，眼泪汪汪地对他说：“你就这么狠心，不管这个家了?”孙钊安慰她说：“咱家再苦，有吃有烧，总比拍石头老百姓好得多。党把上万人交给我了，我能不管吗?”他亲手给老伴做下可口的饭菜，留她多住了几天，自己还是很少回家。有时老伴病犯了，他就派小通讯员往家里送药，一来二去小通讯员后来竟成了他的二女婿。

　　公社院门旁有一间小房，地势较低，屋顶平平的，比两三张双人床大不了多少。当年，我和郑永和、孙钊曾在上面铺上草席，喝着大碗茶谈了很久，从当时的苦干，谈到拍石头的未来。记得那一夜，我们三人就睡在这屋顶上。如今，房子犹在，小院如昔，唯独再不见老书记孙钊的身影，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一种悲怆的失落感，使我默默地走出了这个小院……

汽车沿着上山的公路，一直向深山中驶去。往日的荒山野岭，都改变了颜色。茅屋草舍已变成崭新的瓦房，层层整齐的梯田，一直向高山深处延伸过去。两旁山坡上、村路边；红果树、柿子树、黄楝树正挂满果实，发出诱人的色彩。也就是在这条山沟里，当年老孙钊曾领我翻山越岭到处查看，指点着将来哪是红果岭，哪是松树林。现在，我虽然已认不出这些地方，但遍山的青翠，满目的红果；不都是老孙钊他们心血的结晶吗?

我慢慢走上一座山头，极目四望，太行山峰峦叠嶂绵延无尽。在蓝天白云之下，远远近近一个个山头默默地耸立在那儿，它们是那么雄伟；那么庄严，那么令人神往。我忽然觉得它们不就是我心目中那些默默奉献自己、造福人民的共产党员的群像吗！其中就有老孙钊那高大的身影。他们一个个昂首挺胸，千秋万代屏卫着大地；哺育着人民，任朝霞夕晖在他们身上，永远留下绚丽的色彩……

　　下山的路上；我提议看看孙钊的墓地，被同行的老书记郑永和阻止了。他说，路不好走；时候也不早了，不去了吧？我默默地看着他，没有再说什么，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怕我触景生情，会过分激动。其实；我担心的正是怕他太激动。他和孙钊有着几十年并肩战斗的友谊，孙钊去世后，他每次向我谈起当时的情景，无不声泪俱下，难以自持。

　　那是1975年冬天的一天。孙钊4点半起采出早工，天黑路滑；不小心从两丈多高的崖头失脚跌下，摔得浑身青紫，右手断了一个手指。57岁的人了，哪经得起这一摔。他强忍着伤痛；用手绢扎了扎；又爬上山坡，坚持劳动。大家只见他干活出汗格外多，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摔断了手指。晚上，伤手肿到胳膊了，才被人发现，连忙送他去找老中医。医生给他接上骨头；要他用绷带把手吊起来，好好休息几天，可是孙钊坚决不答应，只把受伤的手插在上衣第二和第三个纽扣之间，像平常一样又回到了修筑大渠的工地。那时，工地上正急着用沙，他把伤手插在绳套里，去40里外拉沙，每天往返一趟，一连拉了五天。沙拉完了，他又去抬石头。由于用力过猛，刚接上的指骨又脱开了。钻心的疼痛，使他难以入睡，只好再找医生接。老中医一看急了，对他说：“你还好意思来见我吗?像你这样，神仙也难治好你的手！”医生好容易再次给他接上，没想到十几天后，干活时那手指又第三次折断了。这次，他忍住疼痛，没敢再去找医生。

　　11月20日，老孙钊离去的那一天，他跟往日一样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把村里的干部叫来开会。直到上了床他才说身上发冷、头疼。同屋住的公社干部老杜要给他找医生，他说：“天太晚了，别打扰他们了。”只喝了几口开水就躺下了。他对老杜说：“这是咱们在工地上过的第七个冬天了。一说起这，都说咱们是苦干。我看苦干总比苦熬好，苦熬没出路，苦干才能干出头。”他们唠了好一阵子，临到老杜要睡着了，孙钊还嘱咐他明天督促人们返工重修大渠渠线下的一段公路。

　　第二天早上四点半，到了老孙钊每天起床的钟点，老杜看他没醒，以为他太累了，就没叫他。早饭之后，老杜看他还没动静，进去喊他，才发现他不知在夜里什么时候犯了心肌梗塞病，已经在铺着麦秸的小木床上悄悄去世了。薄棉被上搭着他穿了好几年溅满泥水、石尘的黑棉衣裤，床边仍放着六年来从没离开过他的工具：一对铁锤和钢钻。

　　孙钊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周围山村的乡亲们翻山越岭跑来了，民工们放下工具赶来了，老人和妇女们也互相搀扶着走来和自己的老书记告别。人们挤满了小院，—片唏嘘之声。乡亲们对自己爱戴的亲人离去，除了一行行滴不尽的热泪，又能说什么、干什么呢?当时，县委书记郑永和正在外乡工作，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急忙从百里外赶来。他轻轻地掀起薄被，望着老战友那安祥的面容，泣不成声。特别是看到孙钊那结满铜钱厚老茧的双手，凝着乌紫的血痕，断指还在发炎，整个右手肿得老高，郑永和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激动地把孙钊的双手高高举起来，向周围的干部、群众大声说道：“大家看看，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这是双劳动的手，坚强的手，为人民造福的手，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手……”

　　郑永和这句话像炸雷一样，震颤了人们的心灵。小屋里低沉的啜泣声一下子像开了闸的洪水，哭号声响成一片……

　　孙钊逝世不久，我又到辉县采访，专门访问了孙钊的家。家人为我翻遍他的遗物，竟没有发现一件新的衣服。甚至家里也没有衣箱、衣柜。只有一张他老伴出嫁时带来的桌子，几十年烟熏火燎，早已面目全非了。老孙钊没有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一点遗产，却给拍石头上万人的子孙留下了一片又一片崭新的山河。荒寂的野岭通了公路，苦旱的土地有了甘泉，瘦黑的孩子们有了吃喝。他在拍石头6年，带领大家给苦旱的拍石头带来的是4座中小型水库，80多个大型蓄水池，十几个提灌站；85000多米石砌盘山大渠，使这个过去吃水贵如油的地方，一半耕地成为水浇地；13条干河沟修成了良田。这些艰巨的工程，无疑给这个贫困的山乡打开了生路，奠定了脱贫致富的基础，但我觉得孙钊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还不是这些，而是他那双令人永世难忘的手！

　　多少年来，这双布满老茧伤痕累累的大手，经常在我眼前晃动，它像一面火红的旗帜，引导我，激励我，给我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我的心灵深处，这双手已成为共产党人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象征。无论走到哪里，也不管再过多少年，老孙钊的形象，他那双血迹斑斑、动人心魄的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永远，永远！

　　1992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