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自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pg电子游戏网站

  • 发表日期:2013-01-05 点击 次

    理论自信是党的十八大在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进程和规律的前提下提出的新命题。这种理论自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探索的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它经历了从学习到创新,从方法到内容,以自信推动创新的发展过程

    一、理论自信起源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提出

    列宁指出“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仁人志士就开始探索中国富强之路,但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一直在黑暗中徘徊与摸索。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曾经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仅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多余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毛泽东有着这样的认识,所以他讲,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

    马克思主义由于其先进性、科学性以及与中国时代的适应性而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并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所以,高度重视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正是由于其科学性、先进性而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并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当然,这个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信奉、学习和接受,相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一定能够找到中国救亡图存的道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往往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常性的照搬俄国革命的具体作法,结果在革命实践中导致我们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特别是大革命的失败。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必须与具体的国情相结合,大革命失败之初,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就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以后,认识到中国革命应该首先到农村展开,领导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在总结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初步的论证,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同时,针对党的工作指导中出现的主观教条主义倾向,1930年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把马克思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重要环节。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长篇报告。深刻地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我们可以看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自信人生二百年”勇气,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充分体现了一种理论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长征的考验、遵义会议等一系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正是因为有着这种自信,尽管遭到教条主义的反对,王明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学说,只有依靠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才能夺取全国政权,才符合工人阶级政党的要求,而毛泽东想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是农民立场、农民意识,不是马克思主义,面对这些质疑,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甚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遭到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反对,斯大林曾公开讲”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为了回避矛盾,我们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策略性地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①。到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论战的时候,苏共还是指责了我们党在历史上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毛泽东明确说“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叫中国化。”

    事实证明,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形成了我们理论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夺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二、理论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深入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理论自信只是方法的自信,也就是自信中国发展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如何结合,则需要进一步探讨。当然,我们实事求是的承认,以后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仍然有着曲折。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从未进行过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型事业,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而且他相继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认识到“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足,我们在很多方面是按照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社会主义的预测而进行制度安排和设计的,照搬苏联高度、高度集中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甚至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想通过文化革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社会主义建设出席的曲折。当然,这种曲折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经验教训和理论准备。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无私的党,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的党,我们有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信,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党的指导思想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原则、党的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以及拨乱反正之后徘徊不前的巨大困难,。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党已经具备了相关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自信地运筹战略思维、策划改革方略,在深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

    江泽民坚持“理论就是对实践的总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面对改革开放新局面,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再次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在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面对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使中国人民对自己追求的目标、遵循的原则、坚持的思想、运用的方法,以及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越来越明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撑。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结构和科学的体系,并不断走向成熟。理论自信源于理论的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断丰富的过程中积淀起来的,而逐渐积累起来的理论自信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充分肯定,,这种理论自信正在逐渐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必然的政治品格。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坚定来理论自信

    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成功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导成功的实践,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这种作用与反作用间,在理论规律的否定之否定间,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逐渐树立并日益见长。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断深化、拓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制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和谐世界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坚实,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定型,中国特社会主义实践成果越来越丰富。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1979至2011年,我国gdp总量由4062亿增长为471564亿,增长了115倍;人均gdp由417元增长为35083元,增长了83倍多,经济总量于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新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民主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等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国家面貌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成果,而正是这些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伟大实践成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来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的、正确的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理论自信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是盲目的、主观的,而是有着大量的成功经验和实践成就作坚实基础,它深深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已经做到了理论创新与改革实践的良好结合,已经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品格,已经放下了“西洋镜”和“东洋镜”,并戴上了属于自己的中国眼镜。正以高度的理论自信,以中国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理论主张来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四、理论自信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理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正确性催生出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又将继续反作用于中国特色主义的实践,使得我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更加明确、更加坚定、更加自信。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的引领,需要伟大道路的铺垫,更需要伟大理论的指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形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理论就是旗帜,旗帜指引方向,正确的思想理论是实践发展的灵魂。因此,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中,依然需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不断推动实践发展,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理论体系更加完备、更加科学,更加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求,从而更好地反作用于复兴实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中我们既要有“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思想准备,要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的坚定信心,更要有“舍我其谁”的理论自信。从一方面来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迫切要求我们提升理论自信,提供坚实地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和理论自信也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得到丰富与升华。理论引领实践发展,实践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有生命力、战斗力和影响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理论必须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可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品格,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力所在,而理论自信的提升也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

    理论自信不是理论封闭,不是不需要创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新的历史课题,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推进理论创新,提升理论自信,更加自信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迈出坚定步伐。那么,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中提升理论自信,更好地发挥思想理论的指导作用,我认为应该从对内与对外两个层面做起:

    从对内层面来讲:首先,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信仰。理论自信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信仰,来自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坚强信心。高度的理论自信则表现为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次,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仅能够提高实践活动的层次和质量,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促进内心和谐,更重要的是理论创新能够激发理论的活力,从而孕育出理论自信。第三,要牢牢把握理论武装这个首要任务。积极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从对外层面讲:首先,要善于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质疑和挑衅。“应当详尽地阐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关系,考察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历史意义,加强对于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厘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某些现代思潮的根本界限,从而消解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曲解,反击西方对中国思想理论乃至意识形态的挑衅。”其次,要研究对外传播艺术。把中国文化、中国理论推向世界,努力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讲好、讲活、讲深“中国故事”。当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尝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化,进一步提升中国理论的自信。第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既要保持理论的独立性、特殊性,也要在马克思主义这一界限的前提下,吸收、包容世界的合理性因素来丰富自己的时代性内涵。

    (作者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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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秦华、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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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指出“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仁人志士就开始探索中国富强之路,但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一直在黑暗中徘徊与摸索。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曾经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仅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多余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毛泽东有着这样的认识,所以他讲,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

           马克思主义由于其先进性、科学性以及与中国时代的适应性而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并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所以,高度重视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正是由于其科学性、先进性而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并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当然,这个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信奉、学习和接受,相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一定能够找到中国救亡图存的道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往往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常性的照搬俄国革命的具体作法,结果在革命实践中导致我们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特别是大革命的失败。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必须与具体的国情相结合,大革命失败之初,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就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以后,认识到中国革命应该首先到农村展开,领导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在总结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初步的论证,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同时,针对党的工作指导中出现的主观教条主义倾向,1930年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把马克思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重要环节。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长篇报告。深刻地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我们可以看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自信人生二百年”勇气,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充分体现了一种理论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长征的考验、遵义会议等一系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正是因为有着这种自信,尽管遭到教条主义的反对,王明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学说,只有依靠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才能夺取全国政权,才符合工人阶级政党的要求,而毛泽东想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是农民立场、农民意识,不是马克思主义,面对这些质疑,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甚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遭到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反对,斯大林曾公开讲”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为了回避矛盾,我们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策略性地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到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论战的时候,苏共还是指责了我们党在历史上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毛泽东明确说“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叫中国化。”

            事实证明,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形成了我们理论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夺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二、理论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深入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理论自信只是方法的自信,也就是自信中国发展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如何结合,则需要进一步探讨。当然,我们实事求是的承认,以后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仍然有着曲折。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从未进行过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型事业,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而且他相继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认识到“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足,我们在很多方面是按照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社会主义的预测而进行制度安排和设计的,照搬苏联高度、高度集中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甚至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想通过文化革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社会主义建设出席的曲折。当然,这种曲折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经验教训和理论准备。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无私的党,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的党,我们有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信,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党的指导思想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原则、党的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以及拨乱反正之后徘徊不前的巨大困难,。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党已经具备了相关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自信地运筹战略思维、策划改革方略,在深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

           江泽民坚持“理论就是对实践的总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面对改革开放新局面,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再次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在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面对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使中国人民对自己追求的目标、遵循的原则、坚持的思想、运用的方法,以及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越来越明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撑。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结构和科学的体系,并不断走向成熟。理论自信源于理论的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断丰富的过程中积淀起来的,而逐渐积累起来的理论自信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充分肯定,,这种理论自信正在逐渐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必然的政治品格。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坚定来理论自信

           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成功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导成功的实践,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这种作用与反作用间,在理论规律的否定之否定间,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逐渐树立并日益见长。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断深化、拓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制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和谐世界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坚实,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定型,中国特社会主义实践成果越来越丰富。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1979至2011年,我国gdp总量由4062亿增长为471564亿,增长了115倍;人均gdp由417元增长为35083元,增长了83倍多,经济总量于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新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民主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等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国家面貌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成果,而正是这些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伟大实践成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来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的、正确的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理论自信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是盲目的、主观的,而是有着大量的成功经验和实践成就作坚实基础,它深深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已经做到了理论创新与改革实践的良好结合,已经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品格,已经放下了“西洋镜”和“东洋镜”,并戴上了属于自己的中国眼镜。正以高度的理论自信,以中国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理论主张来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四、理论自信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理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正确性催生出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又将继续反作用于中国特色主义的实践,使得我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更加明确、更加坚定、更加自信。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的引领,需要伟大道路的铺垫,更需要伟大理论的指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形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理论就是旗帜,旗帜指引方向,正确的思想理论是实践发展的灵魂。因此,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中,依然需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不断推动实践发展,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理论体系更加完备、更加科学,更加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求,从而更好地反作用于复兴实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中我们既要有“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思想准备,要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的坚定信心,更要有“舍我其谁”的理论自信。从一方面来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迫切要求我们提升理论自信,提供坚实地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和理论自信也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得到丰富与升华。理论引领实践发展,实践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有生命力、战斗力和影响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理论必须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可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品格,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力所在,而理论自信的提升也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

           理论自信不是理论封闭,不是不需要创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新的历史课题,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推进理论创新,提升理论自信,更加自信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迈出坚定步伐。那么,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中提升理论自信,更好地发挥思想理论的指导作用,我认为应该从对内与对外两个层面做起:

           从对内层面来讲:首先,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信仰。理论自信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信仰,来自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坚强信心。高度的理论自信则表现为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次,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仅能够提高实践活动的层次和质量,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促进内心和谐,更重要的是理论创新能够激发理论的活力,从而孕育出理论自信。第三,要牢牢把握理论武装这个首要任务。积极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从对外层面讲:首先,要善于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质疑和挑衅。“应当详尽地阐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关系,考察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历史意义,加强对于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厘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某些现代思潮的根本界限,从而消解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曲解,反击西方对中国思想理论乃至意识形态的挑衅。”其次,要研究对外传播艺术。把中国文化、中国理论推向世界,努力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讲好、讲活、讲深“中国故事”。当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尝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化,进一步提升中国理论的自信。第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既要保持理论的独立性、特殊性,也要在马克思主义这一界限的前提下,吸收、包容世界的合理性因素来丰富自己的时代性内涵。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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