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文摘
发表日期:2016-05-12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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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
陈云强调,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指出,我们在工作中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矛盾,其立足点,既不要从上级的指标或文件出发,也不要从“本本”出发,而要从客观实际出发。
毛泽东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理论品质,也是每一名共产党员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
邓小平:坚持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派”
邓小平一向以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而著称,“我是实事求是派”是他对自己的评价。这种求真务实的态度,体现在他的调查研究中,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搞调研,常常是直接深入到基层干部群众中了解情况,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存在的问题、纠正工作失误,基于调研的情况制定和实施重要的决策。
邓小平这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得毛泽东的赏识。1961年3月13日,毛主席亲笔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彭真等写信,要求他们深入调查研究。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1年4月,邓小平和彭真到北京顺义搞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邓小平认为,农业减产的原因是政策问题,人民公社的一些政策,影响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他充分肯定了当时尚有争议的“三包”“一奖惩”“四固定”的责任制,指出“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当他了解到不少农民不想吃食堂时,他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
5月10日,邓小平等来到密云县进行农村调查,主要目的是调查荒山所有制和加快荒山绿化问题,顺便了解密云县的农、林、牧、渔、手工业和市场情况。
在参观密云水库后,邓小平和市县的领导同志座谈。他首先提到了怎样迅速把核桃、板栗等林木果树发展起来的问题。他说:为了调动积极性,可以四级所有,国家、大队、小队、个人也分一块山,不出租,不纳税,永远归他个人所有,发展林木。凡是有山的地方,都要搞好国家、生产大队、生产队、社员个人四方面所有的关系,公社不要留了,哪些归哪级所有,作出规划。搞自留山搞得好的要奖励他。
调查归来后,邓小平和彭真致信毛泽东,信中说,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报告中明确提出,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3天后,毛泽东将此信批示发给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1961年邓小平在京郊农村的调查,对党中央修改《农业六十条》,纠正“左”的错误,对京郊农村落实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加快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陈云一生最好的写照。他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1990年1月24日,农历春节即将来临。李泽民等浙江省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以及在杭州的中顾委委员铁瑛、李丰平,来到陈云住处,向陈云拜年。陈云很高兴,同大家合影后,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谈话一开始,陈云拿出事先写好的一个条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送给李泽民,并对这15个字作了详细解释。他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而是说对上级的指示、文件不能简单地照转照搬,只当‘收发室’‘传话筒’和‘二传手’,而要结合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予以创造性地运用和贯彻。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而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当作教条,机械地理解和套用,要结合实际情况加以灵活运用,并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发展和深化。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
陈云接着强调,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指出,我们在工作中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矛盾,其立足点,既不要从上级的指标或文件出发,也不要从“本本”出发,而要从客观实际出发。
陈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56年,针对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过高的偏向,他和周恩来提出了经济建设中要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的正确主张。1957年初,他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他说,“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
陈云的这种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直言、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精神,体现了他崇高的党性修养,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重和敬佩。
陆定一: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
陆定一是新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创者,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事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一生严谨,实事求是,是党内求真务实的典范。
陆定一于1942年8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后,以务实的工作态度来整顿报社工作,为当时的《解放日报》以及后来我党的新闻宣传定下了求真务实的基调。
当时,《解放日报》的社长是博古,他主张报纸的总编辑应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陆定一上任后,认为报纸的社论是代表一种方向性、政策性的意见的,每天都发一篇,流于形式,就失去了它的指导意义,因而不同意这样做。他坚持“社论不能只管二十四小时,十年以后还要经得起审查”。
他在1943年9月1日为《解放日报》所写的社论——《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明确指出新闻报道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文中指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他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当时的新闻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陆定一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也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抓的宣传工作中。
1956年3月,陆定一到上海检查宣传工作,一些形式主义的倾向引起了他的关注。针对这些现象,他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写了一封信,这就是现今收在《陆定一文集》里的《应当纠正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一文。他列举了上海宣传工作中相当严重的形式主义的现象:“在工厂中,一是广播,不管工人在做工、吃饭,它在作政治报告。这时候,究竟是停了工注意听报告好呢?还是专心做工不听政治报告好呢?二是宣传网,在党、团、工会之外另立系统,经常汇报,实际上是占了时间,添了忙乱,反而使宣传员没有可能利用时间去向工人做宣传工作……三是学习,项目很多,学习起来又总是先听报告,然后分组讨论,一条一条不分轻重缓急,总是老一套,结果时间拉得很长,学得没有味道。现在工厂的党委宣传部门,在工人中被认为‘五多’部门。”对此,他忧心忡忡:“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再不适当纠正,就不行了。它会妨碍建设,会令人望而生畏,宣传工作脱离群众,就糟了。”为了解决这些形式主义的倾向,陆定一当机立断,通过实地调研,与中宣部有关同志立即进行座谈,研究方案,切实改变了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作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宣传原则。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回顾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正是在崇高党性的指引下,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用实际行动推动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继续保持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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