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15-12-03 点击 次

  首先,设定延退基准年龄必须考虑人力资源能否得到合理分配的问题,而方案对此没有涉及。比如,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通常需要教育程度更高、更有能力跟踪行业发展趋势的年轻工作者。假如一味刚性要求到65岁退休,那么相关就业岗位就只能被知识结构相对陈旧的老年工作者占据,造成替代率过低的问题,导致人力资源错配。

 

  其次,设定延退基准年龄必须考虑不同行业不同工种的差异。在目前的产业结构下,从事体力工作的占比仍然相当大,这部分劳动人口随着年龄增长,创造价值的能力将逐渐下降,统一到65岁退休尽管能够开发老年劳动资源,减少许多专业技术岗位人力资本的浪费情况,但对于更多的非专业技术岗位而言,存在能否胜任、能否创造应有价值的问题。

 

  再次,该方案引入弹性机制的建议,尽管有助于避免一刀切引发的一些弊端,但无法避免引发新的养老待遇不公问题。有观点认为,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者更愿意延迟退休,这样既可延长社会认同感,还能多领取养老金。而其他行业的普通工作者则未必愿意延退。这就意味着,“牺牲”部分养老待遇的将主要是非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这等于造就了不同的退休门槛。

 

这些疑问提醒我们,一刀切式的延迟退休方案不可取。延退方案必须以不产生新的不公平因素、不损害产业竞争力、不增加企业负担为前提。推行延退的背后,要有公共财政、养老制度等相关改革的协调推进。如此,延退才可能取得共识,政府、企业、个人才能各得其便。   (作者 徐立凡)

 

(来源: 京华时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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