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14-04-29 点击 次

  在这样的压力下,执政的“新国家党”为避免被迫“内阁总辞职”的风暴打击,以及避免有人在此议题上过度发挥,导致失票严重,威胁执政地位,必须得有人及时出来担责,必须要进行有效的“政治危机公关”。如果总统为此辞职,对执政党冲击实在太大,所以,最合适的担责者非总理莫属,郑烘原即使不愿辞职,也会在各方的压力下,不得不辞职谢罪。

 

  郑烘原辞职时机的选择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辞职非出于“耻感文化”,而出于政治压力。郑烘原宣布辞职之时,正值“岁月”号事件发生11天之后、救援工作还远远未结束之时,尚有百多人下落不明,沉船打捞等还未全面展开。若沉船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及时把困在沉船里的人员营救出来,郑烘原反而会以成功指挥者的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韩国政府曾一度发布过被困人员全被救下的假消息,就表明他们对事件的“反转利益”的追求是多么急不可耐。对于这样一个时点上的辞职,韩国有舆论则批其“撂挑子走人”,是不负责任的。

 

  韩国在廉政道德上的确成就非凡,但在郑烘原的辞职上,如果仅观察为是一种个人道德洁癖,则是对其政治责任的混淆,忽视了舆论与制度性的“挤出效应”。在郑烘原之前,已经有多位总理引咎辞职过了,如李海瓒,他们全不是“道德圣徒”的救赎行为。

 

□和静钧(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来源:新京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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