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11-06-18 点击 次

  只有当社会救助真正有了制度保障,才能从根本上增强群众抵御风险的能力

 

  “广东孝子,南粤骄傲!”“你的孝心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你是全国少年的好榜样。”“这样有责任心有孝心的孩子,可以影响和教育一大批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加油!”……

 

  连日来,河源13岁少年骆伟科为救病母徒步300公里到广州擦鞋筹款一事,经当地媒体报道后,感动了无数人,收到的捐款已经超过30万元。目前,骆妈妈成功进行了脑肿瘤切除手术,而关于骆伟科和姐姐的读书问题,也有人表示愿做他们的“爱心妈妈”,资助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直到能够独立生活。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然而,当我们对13岁少年的道德充满礼赞时,当我们庆幸问题得到解决时,当我们为社会爱心温暖这对母子而感到欣慰时,更需要关注这样一个现实: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因“媒体关注”而解决问题的特困家庭。这些年来,从“暴走妈妈”到“跪行捐助”,不同困难个体困境的改善,往往是因媒体关注才变得幸运。“媒体报道—领导重视—社会行动—问题解决”,这样的模式固然有效,毕竟充满偶然。它折射的,其实是社会救助制度的缺失。

 

  换言之,媒体所能关注的,往往只是冰山一角。冰山下,依然有更多类似现象:一些家庭因成员罹患重症,很可能就一夜返贫;高昂的医药费,常使刚刚脱贫的农村家庭悲痛欲绝;因为贫穷困顿而形成的超低抗风险能力,直接导致了一些家庭解体……在面对这些遭遇时,如果仅仅依靠个体力量去抗衡,固然令人感动,却注定充满辛酸甚至酿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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