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己守廉
曾巩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廉政思想。概括说来就是通过“求于内”“正己”的办法来加强为官者的道德修养,在此基础上,为官者才能摆脱外物之拘累,以民为本,节用裕民。
曾巩在《南轩记》中对自己出仕前在故居南轩读书自进以“求于内”的情形有具体描述:“养吾心以忠,约守而恕者行之,其过也改,趋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于内者。”曾巩的“求于内”即以忠养心、严格律己、忠恕待人、勇于改过,用高尚的道德来涵养自己的品格。
曾巩认为只有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然后才能管理百姓、治理国家。他在《答袁陟书》中说:“至于仕进之说,则以巩所考于书,常谓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备,己有余力,而可以治人,非苟以治人而不足于己。”这与《大学》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顺序是一致的。
抵挡不住外物的诱惑,是为官者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重要原因。据史书记载,因为福州没有职田,知州每年靠卖州府园子里的蔬菜能获得三四十万钱的收入,曾巩知福州时认为此举不妥,说:“太守与民争利,可乎?”曾巩于是果断废除了这一做法,这正是不为外物所诱的表现。
曾巩是民本思想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他认为官员考察自己为政之得失,应以百姓之“养生”“事死”为标准。曾巩通判越州时,曾组织当地官民疏浚鉴湖,退田还湖,恢复鉴湖的灌溉、蓄水等功能,变湖患为民利。其实,不独在越州,曾巩在转徙七州的过程中,一直践行着以民为本的思想。
在曾巩生活的时代,宋朝冗军冗官的情况已很突出,加之岁币支出、皇室用度,“上下始困于财矣”。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北宋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忧国忧民之士也提出了许多对策。曾巩主张“节用裕民”,一方面要建立制度,节省政府开支,另一方面要轻徭薄赋,让百姓富裕起来。例如冗兵一事,曾巩主张精兵简政,这样就能省下许多粮食,百姓缴纳的赋税就会减少,而国家的开支也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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