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酒瑞：以共识为基础提升决策公信力 -pg电子游戏网站

党建文摘

当前位置: pg电子游戏网站-pg电子试玩网站免费 > 网上党校 > 党建文摘 >

发表日期:2016-03-23 点击次

上官酒瑞：以共识为基础提升决策公信力

　　政府决策一方面是人们观察、认知和评价政府的窗口，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展现形象、构造公信力的重要环节。现代社会的政府决策，其首要属性应当是公共性，而公共性又需要建立在社会共识基础之上，需要个体或群体、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互动。这样，决策才能具有回应性、确定性、预期性，促生可信性。相反，政府若“暗箱操作”“一厢情愿”，或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或简单依靠“体制内输入”进行决策，已很难适应现代政府维护公信力的要求。

　　政府决策遭到质疑、拒斥的现象，近年来时有发生，决策公信力屡屡受到侵蚀。有的决策尽管合法合规，但在执行中却遭遇了民众的反对与抵制，最后夭折，最典型的是px项目；有的尚处于议程创设阶段，如有官员发文提出“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后，出现了较为强烈的舆论反弹；有的只是指明决策方向和原则，如近期人们就“推广街区制，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的议论，虽然最终对误读做了再解释工作，但还是激起了一些人的不信任、不支持。从全国范围看，这类现象虽然是个案，但反映了社会共识缺乏条件下的政府决策困境，并在“晕轮效应”等政府信任心理规律放大下，这些个案对政府决策权威性、公信力的伤害不容忽视。

　　要说明的是，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公共决策要赢得利益相关者“异口同声”的支持信任，往往是不可能的事情。政府决策的实际情形常常是：一些人信任、支持这项决策，对另一项决策则表示怀疑、不信任，而另一些人可能正好相反。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民众的质疑、监督和不信任，也是决策部门改进决策流程、提高决策质量与公信力的推动力量。

　　照此而言，决策公信力出现不同程度和层面的弱化，也是难以避免的。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内外驱动下，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利益诉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越来越多元化了，甚至每一个体、组织在事实上都成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单元，与此相应也就形成了比较复杂的利益表达、利益博弈格局。逻辑上，政府决策应以人民的公共利益为导向，但在利益分化、共识缺乏的条件下，人民已成为一个复杂的利益组合体，并在不少问题上以大量“小众”的面相呈现出来，他们对相关公共利益的认知、识别和界定，会存在差异甚至对立。如“推广街区制”的决策原则，封闭小区住户可能反对，而堵在路上的上班族则可能支持。这样的共识缺失，不仅表现在不同个体、群体或亚群体之间，更表现为政民、官民之间对公共问题的认知“分裂”。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习惯于“闭门造车”，决策合法性、回应性、互动性不足，共识偏离与矛盾更为严重，决策公信力大打折扣。如px项目，政府认为是为“造福当地民众”，民众则认为“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回健康”，这种共识偏差甚至助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长此以往，社会就会养成对政府决策习惯性、推论式的怀疑或负面评价。虽然决策信任属于一种特定支持，信任缺失通常不会触及政府信任结构的“硬核”，但决策公信力出现大面积衰微，政府履职就会陷入困境，并可能增加政策成本、危害公共秩序。

　　显然，中国社会已步入了政策“敏感”期，这对政府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在政策问题上能最大限度达成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那么以此为基础进行决策，或提出的决策议程和原则，就会更有包容性，有助于缓减政府信任与政策合法性焦虑。至少以共识为基础的决策，不会出现舆论“一边倒”，发生全局性、弥漫式的不信任、不支持情形。因此，有必要优化政府决策，推动决策成为一个求同存异、凝聚共识的过程，成为不断建构决策权威、塑造公信力的过程。

　　这首先需要支撑起公平正义的价值“高线”。中国变革社会中的共识达成，有赖于公平正义这一“首要价值”的引领。它具有深刻解释力与道义至上性，拥有最广泛的支持者、信奉者，能够对多元诉求、认知进行统摄、抑制、平衡和协调，发挥共识导向与凝聚功能。可以想象，不断弘扬公平正义的政府，定能占据价值制高点，集中体现公平正义的决策，定能得到最广泛的信任支持。为此，政府必须增强自主性，突破利益格局藩篱，克服部门主义掣肘，将公平正义作为检验共享发展、决策共识的试金石，将这样的价值法则渗透、落实至各类公共决策中，将价值共识转化为决策共识，通过决策共识支撑起决策公信力。

　　其次，必须坚守法治“底线”。政府是否守法，决策者是否依法决策，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当下的中国社会，共识缺乏虽然影响了政府决策水平，但一些政府部门违法、任性决策对政府形象传播和决策公信力的伤害是根本性的。这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背道而驰。而法治作为平衡关系、规范行为、凝聚共识的制度化、常态化力量，也是多元社会的一种共识凝聚机制，是“底线”共识。从现实决策体制与过程看，执政党和政府必须适应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坚守好法治的共识“底线”。这包括决策内容与程序两方面。前者意味着政府决策必须符合法律制度与法治精神，即使提出先进的决策理念，也要有相关法律的释改废形成对接；后者意味着政府决策的程序必须合法合规，由法制权威来保障。“退休人员医保缴费”和“推广街区制”的决策议程、原则，确实存在与现行法律冲突的“瑕疵”。对此，舆论虽然表达了不满意、不信任，但人们大都是“依法说事”，体现了较高的法治理性水准，决策部门也积极回应，明确了法律配套、推进方式等。这说明政府决策坚守法治“底线”的共识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决策对法治的坚守，也就是对公信力的维护。

　　最后，需要健全政策协商机制。以往中国社会决策议程创建以“体制内输入”为主，决策以权威主导为主，表现为“我说你服从”的单向模式。这已无法适应治国理政的发展要求，特别是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在当前条件下，政府需坚持开门决策，要以共识为基础推动决策。就此而论，健全政策协商机制是一种可行路径与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这需要建立多渠道、各领域、全方位的协商机制与平台，在“决策前”“决策后”进行民主协商，通过沟通、对话、讨论、商量、听证等形式，充分听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与意见，目的是形成最大公约数，达成决策共识。尤其是基层决策和工作，更应如此。有效政策协商的重要功能，是推动利益相关者或决策者在公共问题上转换偏好、弥合分歧、求同存异，不断凝聚共识。这样增进共识、拓展共识的过程，也是增强决策共识性、回应性、透明性、确定性，提升公信力的过程。来源：学习时报　

上一篇：全面把握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基本内涵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