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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

　　毛泽东主政的几个历史阶段，是中国共产党人廉洁从政的光荣岁月。在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为中国特色反腐败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纵向看，井冈山、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期，而延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是逐步发展和完善期；横向看，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主要有以下要点。

　　在基本方法上，重视领导干部发挥表率作用。在三湾改编及井冈山岁月里，毛泽东废除了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与将士们同吃、同住、同生死、共患难，以自己艰苦奋斗、清贫廉洁的品质为井冈山军民树立了榜样。到了延安，他特别强调党员干部形成艰苦奋斗和厉行节约的作风。身为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生活非常俭朴，身穿补丁衣，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开荒种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如既往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生活和工作作风，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表率。

　　在根本内容上，强调纪律和制度建设。反对官僚主义、严肃党的纪律、建立廉政制度，是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根本内容。由于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一些党员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最终腐化变质。对此，毛泽东有着清楚的认识，强调必须整顿党的作风和纪律，加强制度建设。为此，他先后倡导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统一财政，统一会计制度，建立巡视制度与检查制度。在延安时期，他进而认为，建立廉洁政治，必须要有法律和制度的保证。在著述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是廉洁奉公的模范”、“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用民主制度保证廉政”等观点和思想。

　　在着力点上，严惩腐败。对于腐败分子，毛泽东主张不论什么人，都必须依照党纪国法严厉惩处。在中央苏区，1932年5月9日打响了惩腐第一枪——枪毙了犯有谋财害命、强奸妇女、贪污腐化等罪行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陞；1934年，又对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三个贪污分子判处死刑。延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学生刘茜逼婚未遂，一怒之下，开枪将其打死。毛泽东大公无私，亲自批准处死黄克功，充分显示他反腐的坚定决心。

　　在监督保障上，强调依靠群众。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提倡并推行军政民主。军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由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和群众法庭四部分构成的群众性监督组织；政治上，中央苏区除设立党的监察机构、苏维埃政府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还实行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督、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一些党员干部在胜利面前背上了“功臣”的包袱，贪图享受之风抬头；一些人陷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对此，毛泽东认为要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监督并遏制腐败。1951年12月，果断地发起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1952年1月，决定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在深远谋划上，重视思想教育。加强政治教育、纠正错误思想、提高廉洁意识，是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的基本方略。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本色就是廉洁奉公。怎样达到廉洁奉公呢？在井冈山时期，他主张举办党团训练班，对党团员集中进行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性教育和党的基本理论教育。中央苏区先后创办了党校、红军学校、苏维埃学校以及其他干部培训学校，毛泽东甚至亲自拟定十项教育内容和十八项教育方法。在延安，他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提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方针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以史为鉴，抓典型树榜样，倡导“三大作风”。可以说，在毛泽东看来，思想政治建设是我们党拒腐防变的根本措施。

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突出特点

　　总体看，思想上防变、政治上整风、组织上治腐、经济上清白、用人上唯贤、生活上勤俭、机构上精简、制度上约束、惩治上严厉，是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突出特点。

　　第一，加强思想教育，注重榜样作用，营造浓厚的反腐败氛围。毛泽东在领导反腐败斗争方面始终不放松思想教育，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声势浩大，形成强大的舆论优势，不留死角。同时，注重树立先进典型，如学习雷锋、焦裕禄的活动，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权力观。毛泽东特别强调开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教育、历史经验的教育、榜样的教育，防止干部产生升官发财的动机，克服干部中官僚作风和特殊化现象，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第二，对于腐败，毛泽东始终坚持迅速反应、严惩不贷的立场，体现出魄力大、治党从严的风格。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反腐败工作。在他看来，政治思想上蜕化变质、经济上贪污受贿、生活上挥霍享受，均属于腐败的范畴，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特别注重抓大案要案，敢于碰硬。这种坚决的反腐惩贪态度，使当时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得到广泛揭露和严格惩处，为党风、政风的清明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充分依靠群众，加强人民监督，形成抑制腐败的强大力量。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群众工作路线，也是贯穿毛泽东反腐败斗争中的一条红线。他崇尚“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非常重视人民监督，扩大群众参与，注重公开揭露问题。

　　第四，注重制度建设，努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定者，也是一系列反腐败制度的奠基者。各项惩治腐败的法规、财经和监察制度的制定及初步完善，都是为了防止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搞特权。

　　第五，严于律己，强化作风建设，强调领导干部更要清正廉洁、带头自律和以身作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可以说是全党清正廉洁的典范。毛泽东处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党的宗旨，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人，不搞特权和特殊化。新中国成立后他严格按要求办事，管好家人和身边人的做法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肯定和赞赏。

　　第六，坚持党的领导，正确处理反腐败斗争同其他工作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反腐败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战略价值

　　在战略价值上，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对于构筑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之路具有非常长远而重要的意义。

　　首先，跳出政权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律，寻找反腐新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预见到党执政后防止和惩治腐败将是一个重大考验。1945年，他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历史上政权兴亡周期律时说，依靠民主、依靠监督，防止腐败。因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可见，毛泽东正是从打破历史周期律的战略高度提出反腐败问题。多年来，他一直坚持把清廉为政和接受人民的监督统一于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直坚持把反腐败与坚持群众路线结合起来。

　　其次，从总结历史经验中，以“进京赶考”警示全党，强调反腐倡廉关系党的执政基础。1949年，毛泽东曾把掌握全国政权比作进京“赶考”，并且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新中国成立后，如何防止党的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切实保证人民政权性质，是毛泽东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执掌政权以后，大都功亏一篑，根本原因在于取得胜利之后居功自傲、贪图享乐、腐败滋生、脱离群众，最终被群众唾弃。以史为鉴，毛泽东特别提出了“两个务必”。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队伍一些人出现严重蜕化变质的倾向，毛泽东在全国开展了“三反”运动，使党经受住了执政的严峻考验。

　　再次，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出发，告诫全党要防止出现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鲜明地表示反对等级制。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提出了防止革命队伍中出现官僚特权阶层的思想，教育干部要克服官僚主义习气。

　　最后，从粉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图谋的战略高度，强调反腐败斗争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毛泽东提醒人们，警惕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在他看来，腐败现象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甚至“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历史经验表明，敌对势力从外部搞垮我们党并不容易，但这种来自内部的危险就可能对党构成直接的威胁。毛泽东多次说，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可是共产党可以把共产党打倒。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从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看待反腐败问题，无疑是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产生的，今天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发扬了老一辈的光荣传统，强调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段不能放松；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这些都是对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来源：《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