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两当起义
开展卓有成效的兵运工作
1930年春,刚过16周岁的习仲勋进入国民党王德修营部开展兵运工作。此前,该部兵运工作沉寂:没有建立中共的组织,没有发展新党员,士兵活动也不活跃。习仲勋到达后,迅速激活了中共在该部的兵运工作。他和另外两名中共党员建立组织联系,研究成立党组织,提出了“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兵运方针,并确定以该营为基础开展工作,“发展士兵党员,建立连里支部”。由此启动了王德修部大规模的兵运工作。
第一,广泛联络士兵。习仲勋利用同乡同里同学等关系,在军营广交朋友,宣传革命思想。第二,发动士兵开展争取基本权利的斗争。王德修部是在1929年西北大饥馑后由饥民组成的“杂牌军”,士兵待遇差。针对士兵常受压迫、生活困苦的状况,习仲勋等提出“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等口号。当时,陕甘地区的小军阀为争权夺利经常互相发动战争,习仲勋等在战争爆发前,提出反战口号,当战争发生后又在士兵中宣传“力争少牺牲,不替军阀流血”的主张。针对该营为“杂牌军”、受欺压的状况,他又提出反对压迫杂牌军、平等待遇等口号。这些主张和口号,符合士兵利益,加深了士兵对他的认同和信任。第三,用行动影响和争取士兵。习仲勋建议王德修整顿军纪,惩罚抢掠民物的士兵,阻止驻地恶霸地主欺压农民的行径。诸如此类行动,显示了习仲勋为维护士兵利益敢做敢为,彰显了其公平、正义和担当的精神,引发广大士兵对他的赞誉、信服和追从。第四,启发士兵的革命觉悟。在与士兵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上,习仲勋等积极引导士兵走向革命。他们以谈话、散发传单、开秘密会等方式向士兵揭露封建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对贫苦农民、士兵剥削和压迫的种种罪行;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民族危机的严重形势,揭露蒋介石祸国殃民的面目;宣传不要迷信命运,开展斗争,做自己的真正主人;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路线、政策和革命业绩等,启发广大士兵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意识。
成功组织起义
在习仲勋及其战友的努力下,中共在王德修部的兵运工作迅速取得显著成效,在两当起义前,“党的组织在二团一营内各连都有支部,人数三十余人,成分有下级官长七、八人,其余都是士兵,成立营委领导工作。群众组织有兄弟团,各连都有,人数一连有二十余人”。该营的排长、班长大多是共产党员,其他非中共党员者也多是革命的同情者。
因其卓越表现和非凡才华,1931年冬,习仲勋担任了党在该营的营委书记。这实际上是对习仲勋前一段兵运工作的一个总结,是对他在兵运中发挥作用的肯定,是对其党性、智慧、能力和人望的肯定。其时,习仲勋年仅17岁多。这里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其时正值王德修部兵运工作的关键时期,工作局面扩大,任务加重。第二,营委书记是一个关系继续开拓局面、争取兵运目标实现的重要岗位,是搞好该营兵运并取得成功的关键环节。概括地说,习仲勋是在关键时期被推上关键岗位的。
1932年春,王德修部的兵运工作面临新情况。一是该营将要调防甘肃深山中的徽县、成县。该部士兵大都有思归家乡的情绪,且因为待遇低劣、生活困苦而“怨气很大”,因此对越走越偏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出现“士兵的情绪甚是沸腾”的现象。二是统辖该营的团长曹润华“是个反动老军人”,他安插亲信接任该营连长等,严重威胁到中共的兵运工作。
有鉴于此,以习仲勋为首的营委在请示陕西省委并得到批准后,开始筹划起义的具体问题。1932年4月1日晚,在该营移防到达两当县城后,习仲勋主持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具体部署起义的行动方案,确定了兵变总指挥、兵变时间、各连兵变任务和负责人等。按照营委决定,王德修部“遂于当晚12点举行兵变”。由于筹划得当,起义进行顺利。两当起义取得成功(不能因为它后来的失败而否定其成功),是习仲勋等人艰苦兵运的结果,也是其起义时机选择正确、部署得当的结果。
革命征途上的重大进步
两当起义部队后来因军事上指挥失误而失败了,但两当起义在习仲勋的思想认识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对其成长、后来的革命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实现了其革命生涯的重大跨越。两当起义前后两年多的革命实践,是习仲勋革命生涯的重要起步阶段,他度过了由16岁半到18岁多,即从少年走向青年的重要时期,由一个农村青少年和学生迅速成长为在复杂环境中开展艰苦斗争、能够理性思考、创造崭新革命局面的干练干部。这是习仲勋革命征途的重大进步,并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的革命活动。
第二,使其深刻感悟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习仲勋在总结起义失败教训时说:“兵变不与农民结合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也很难胜利。”两当起义军一路且战且走,受饥挨饿,历尽艰辛,最后遭受失败的事实,习仲勋感受很深。在后来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习仲勋主要担负根据地建设的工作,成绩斐然,这虽然是多种因素的作用,但包括两当起义在内的兵运教训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1945年,习仲勋在回顾陕甘边斗争历史时,就明确说明了兵运经验教训对根据地工作的影响:“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使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而照之实行,则创造了根据地建设的崭新局面。
第三,对其发动群众的方法有所启示。兵运过程就是争取士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发动群众的过程,因为士兵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为此,初入社会的习仲勋学习、借鉴、研究,深入士兵,与士兵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进行革命宣传,启发士兵觉悟,培养兵运骨干,很快打开了兵运局面,并大获成功。这些实践,开启了他群众工作之门,成为他开展工作的基本经验和主要方法。后来,习仲勋继续运用并发扬光大这些方法。他由此成为“搞地方工作的典范”,被毛泽东赞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第四,培养了其基本的军事技能。这是习仲勋在兵运工作和组织两当起义中锻炼得到的能力,非常有意义。在艰苦、激烈的中国革命过程中,军事斗争是第一位和决定性的,军事技能和常识是每一个革命者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和基本要素,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来源: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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