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14-07-03 点击 次

三、建设法治国家是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在《谏太宗十思疏》结尾,魏征认为,只要做到了“十思”和相应的实践,封建君主就可以“宏滋九德”,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做到“垂拱而治”,不多操心而实现天下太平。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唐王朝的发展成就影响深远,尤其是以唐太宗和魏征为代表的执政集团创造的“贞观之治”名垂千古,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它仍摆脱不了中国古代人治社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怪圈。人治社会出现唐太宗、魏征这种君贤相的“班子结构”的偶然性太大,国家所选择的道路、理论、制度、政策、政绩观尤其是作风,往往因最高执政者的改变而改变,因执政集团班子结构的改变而改变,还因最高执政者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贞观时期形成的执政作风在唐太宗、魏征等谢世后逐步弱化,隔了一段时间执政的唐玄宗李隆基也是好景不长,在取得“开元盛世”的成绩后,不再奋发进取,沉湎享乐奢靡,用人上又出问题,带头败坏政风和民风,很快引发“安史之乱”,成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唐玄宗和杨玉环爱情的千古绝唱,也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祸国殃民的真实写照。这表明,人治社会难以根本解决作风问题具有的顽固性、反复性,只有通过加强制度建设,进而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依靠民主监督和法治保障,才能保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代代相转,从而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坚如磐石。   (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 余遵义)

 

(来源:共产党员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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