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14-07-01 点击 次

  一是情绪支配。在当今新媒体时代,事故发生后,会在瞬间快速扩散传播,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公众热切议论的热点、媒体争相报道的重点。大家对发生重特大事故感到非常震惊,对事故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感到非常痛心,对事故的起因和抢险救援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格外关注,对相关机构和人员在事故中的责任分担等充满期待。特别是,在重特大事故发生后,很多人关注的是赔偿和问责问题,认为高赔偿和严问责能起到震慑作用,杀鸡骇猴,不处理、不严惩人不足以平民愤。在各方面的高度压力和期待下,事故调查很容易简单地被领导意志所左右,被新闻舆论所左右,被社会情绪所左右。在此情况下,迅速问责、尽快给全社会一个交代,变成比追问真相更重要的首选项。
  二是结果导向。我国政治问责型的事故调查,“以成败论英雄”,重结果轻过程,甚至有时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基本的做法是,不管日常工作做得如何,只要出了人命,就要有人为此担责,而且,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越多,往往被追责的人也越多,级别也越高。事故调查的最终结论,基本上都是认定为“责任事故”,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履职不到位,有关官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照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这种结果导向型的粗放式的问责机制,不仅导致安全监管成为苦差事和高风险岗位,谁都不愿管、谁都不愿干,能躲就躲、能拖就拖,还导致“不出事”成为安全监管的基本逻辑,突出表现为消极和不作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出了事被处理也只能是自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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